人格的生物学流派
[美]杰里·伯格
著 陈会昌 姚 彤 译
有人对你说过你的长相举止像你的父母吗？你妈妈的朋友可能这样说过："你真是你妈妈的儿子（女儿）。"我哥哥的急性子就经常被说成是"遗传了他爸爸的。"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对女儿未婚夫的家庭比对其本人更感兴趣。他们跟我说，见一见女儿未婚夫的父母，就知道将来他们的外孙是什么样。这个例子说明，孩子的许多特点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这一看法已被我们社会里的许多人认可了。人们认为，通过基因，父母不仅会把像眼睛的颜色、身高等身体特点遗传给孩子，而且，孩子的人格特点也将是他们父母人格特点的重新组合。
但是，尽管多年来在传统观念里人们已经承认了在人格发展中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许多心理学者却不这么认为。三四十年前，许多经院派心理学者把所有健康新生儿看成是"白板"，他们认为除了在智力或身体技能上有一些差异之外，这些新生儿可以同样地发展成为具有任何一种人格的成人。成年人不同的人格特点被归结为是由后天经验的不同，特别是在其成长早年其父母的抚养方式不同而造成的。但是，这一观点近几十年来慢慢地转变了。从前，没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会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成年后的所有人格特点，但是如今，很少有心理学者否认，人格特点至少是部分地来自于遗传的生物学差异。
心理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不能把人格与生物因素分开，这与人格特点受遗传影响的观点是吻合的。近来有证据表明，人们并不是都具有同样的心理机能，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在脑电活动，激素水平，心率反应和其他一些生理特点上都会有所差异。对于人格心理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生物差异会转换成行为差异。在本章的最后阐述脑电波型的个体差异时，我们将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近年来，心理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人们的人格特点如同其他特点一样，也是经过世代的发展演变而来的。生物学家研究一个物种的某一生理特点的进化功能是很有意义的，同样，心理学家探究人格特点的进化功能，对理解人格特点也很有帮助。
生物学对人格有影响的观点正在逐渐被接受，这反映了行为主义理论对心理学者思想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十三章中将提到，早期行为主义者忽视新生儿的个体差异，一些行为主义者甚至声称，如果对孩子的经验给予足够的控制，他们可以任意地塑造他们。如今，几乎已经没有一个行为主义者会坚持这样极端的观点。这种对"白板"说的背离同样也受到已有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人格至少有一部分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介绍这些研究。
本章，我们将讨论心理学者运用生物学观点解释人格的三种途径。首先，我们看一看汉斯·艾森克对人格的描述，这一描述几十年来都在影响着人格模式的研究。从一开始，艾森克就认为他所描述的关于人格的个体差异是基于生理差异之上的。第二，我们要看一看气质的个体差异。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说明气质是基于生物学差异之上的。心理学者已经成功地在很小的婴儿中查明了气质差异。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个新领域──进化论人格心理学。心理学者从生物学中借用了自然选择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方法来解释人类大量的、相对稳定的行为。
这三个理论观点清晰地表明，要想完整地理解人格，就要跳出传统的樊篱。总之，那种认为人格与生理结构毫不相干的观点，对研究人类人格问题已不足取了。
一、汉斯·艾森克的人格理论
30多年前，心理学界的传统观念还认为，人们的人格特点来自于经验，当时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提出，人格特点受生物学特性的影响要比受父母教育行为的影响大。如今汉斯·艾森克的理论在本领域中已经很受人尊重，但是，他提出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由生物特性决定的这一理论，当初人们的态度却是怀疑和容忍并存。现在，艾森克所强调的个体差异中的生物学方面，与渐渐被认识到的生物学对人格影响的观点越来越吻合了。
1. 人格结构
如同在第七章中所描述的卡特尔和其他心理学者一样，艾森克被认为是发现了人格特质基本结构的心理学家。也如同这些特质研究者一样，艾森克运用了因素分析法来确定他称之为类型、或超级特质的基本数量。但是，与大多数特质研究者不同的是，艾森克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特质归结为三个基本的人格维度。他把这三个人格维度命名为内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
艾森克的研究方法是，先把人格因素分成可以按等级排列的不同单元（见图1）。在这一系统中，基本结构是包含特定行为的特定性反应水平。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下午都在与朋友说笑，我们将把这看成是一个特定反应。如果这个人在一星期内有许多个下午是与朋友共度的，我们就得到了关于这个人的在艾森克理论中的第二个水平──习惯化的反应。但是似乎这个人不只限于在下午社交，也不只限于与这些朋友交往。假设这个人花了大部分的周末和晚上来进行社交。如果你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生活在社交聚会、讨论小组、集会等等之中。按照艾森克的理论，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这个人显示出了好交际的特质。最后，艾森克认为，像好交际这样的特质是一个更大的人格维度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好交际的人也会倾向于冲动、主动、活跃和兴奋。所有这些特质构成了艾森克所说的外向的超级特质。
这样的超级特质有多少个？最初，艾森克的因素分析研究得出了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其他特质都可以归结到这两个维度之中：内外向性和神经质。由于这两个维度相互独立，因此得分处在第一个维度的外向性一端的人，在第二个维度上的得分可高可低。如图2所示，一个在外向性上得分高而在神经质上得分低的人与一个在两维度上均得低分的人，具有不同的特质。
你认为自己在这一模式里属于哪种类型？如果你是典型的外向型，那么艾森克就把你描述成为"开朗的，冲动的和非抑制的，有广泛的社交接触并经常参加群体活动。典型的外向型是社交的，喜欢集会，有许多朋友，需要有人与之交谈，并不喜欢一个人读书学习"（艾森克和艾森克，1968，6页）。内向型是"一个安静、退缩、内省的人，不喜欢交往而喜欢读书；
他自我保守，除了亲密朋友外，与人的距离较远"（6页）。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一点倾向于这边或那边。
艾森克认为外向和内向不仅可以根据行为区分，而且可以根据人的生理构成来区分。他最初认为，外向和内向的人在无外界刺激、处于休息状态下的大脑皮质唤醒水平不同（艾森克，1967）。他提出外向的人皮质唤醒水平通常比内向的人低一些，听起来这似乎是说反了。由于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外向者的皮质唤醒水平比他们要求的低，所以他们会寻求高唤醒的社会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极端外向的人只是在努力避免讨厌的无聊。他们的问题是要满足他们对刺激的需要。内向的人正相反。典型的内向者所处的皮质唤醒水平比其最佳水平高。这些人会选择僻静的、无刺激的环境，以保证他们已经很高的皮质唤醒水平不会变得更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向的人喜欢嘈杂的集会而内向的人却想立刻离开。
遗憾的是，许多研究都未发现艾森克所说的皮质唤醒基率水平的差异。例如，当处于休息或睡眠状态时，内向与外向的人脑电活动没有显示出差异（Stelmack,
1990）。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森克的说法毫无根据。确切地说，大量证据表明，内向者比外向者对刺激更敏感（Stelmack，1990）。也就是说，当处于外部刺激中时，内向者的唤醒更迅速也更强烈。当置身于嘈杂的音乐声或活跃的社交活动的刺激中时，内向者更容易被唤醒。当给予化学刺激，如咖啡因或尼古丁时，内向者比外向者更易产生反应。
因此，现在很多研究者根据人对刺激的敏感性不同来描述外向者和内向者，而不是根据艾森克所提出的皮质活动的基率的不同来区分他们。但是，这两种方法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是相同的。由于生理差异，内向者很快就会被喧闹的社交聚会的刺激搞得晕头转向，而外向者则认为这样的聚会令人愉快。观看慢节奏的电影或听舒缓的音乐时，外向者很快就厌倦了，因为比起内向者来说，他们不大可能被这样微弱的刺激唤醒。
在艾森克的模式中，第二个主要的维度是神经质。在这一维度上得高分的人是"情绪易变的，过度反应的。高得分的个体在情绪上倾向于过度反应，并且体验到一种情绪后，不易恢复常态"（Eysenck
& Eysenck, 1968，p. 6）。我们有时把在这一维度上得高分的人视为情绪不稳定或情绪化的人。他们经常对很小的挫折和问题有很强的情绪反应，并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他们更容易兴奋、生气和抑郁。那些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落在另一端的人会更少出现情绪失控，也不大会有大起大落的情绪体验。
根据后来的研究结果，艾森克加入了第三个超级特质：精神质。在这一维度上得高分的人被描述为"自我中心的，攻击性的，非个人的，冷漠的，缺乏同情心的，冲动的，不考虑他人的，并且通常是不关心正义和他人福利的"（Eysenck,
1982，p. 11）。不用说，在这一维度上得高分的人正是那些应该接受某种审判或心理治疗的人。
2. 人格的生物学基础
艾森克（1990）在阐明人格的个体差异基于生物基础时给出了三个论据。第一，外向-内向性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几个研究都已发现，一个人在这一特点上的个体差异水平在若干年的时期内都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Scarr,
1969）。一项研究中，被试在持续45年的时间里显示出外向-内向性水平的持续性（Conley, 1984，1985）。当然，仅仅这一发现不能支持外向-内向性是由生物性决定的理论。也可能人们在一生中或者在其人格特点的发展时期所经历的环境保持着相似性。
所以，艾森克也用了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来支持他的观点。一项在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开展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了人格中同样的三个维度──外向-内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Barrett
& Eysenck, 1984; Lynn & Martin, 1995）。艾森克认为，这三个"超级因素"不仅在他的研究中显示出来，在其他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进行的研究中也显示了出来（Eysenck
& Long, 1986）。艾森克推断，"如果生物因素不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跨文化的一致性，""一般来讲，巨大的文化教育和环境差异会导致不同的人格维度"（1990,
p. 246）。
第三，艾森克指出，几项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人格三个维度中的每一维度，遗传都起着重要作用。如同在下一章里我们要详细介绍的，这一研究有力地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遗传了内向或外向的倾向。
把以上研究资源作为证据进行检验之后，无疑还要加上一点他自己的直觉，艾森克宣称在人格发展中三分之二的变异可以诉诸生物因素。这并不是说环境因素不起作用，特别是在形成一般人格定向时环境因素作用尤其明显。艾森克当然会遇到对他的三分之二这一数据的不同意见，甚至这些不同意见是来自于那些支持人格受遗传影响观点的人。但是不管怎样，正如在下一章提供的证据所表明的，生物因素可能会限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一个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具有善于社交的人，或者使一个冲动、开朗的孩子变为一个安静、随和的成年人。
二、气质
如果你花上几分种观察托儿所里的婴儿，你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可能是，即使在一岁以前，孩子们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托儿所里工作一周，很有可能，你就能区分出那些好动的、爱哭的孩子和（真希望这样）几个总是安静快乐的孩子。尽管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这些孩子在家里受到了不同的对待，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这些一般的行为类型可能在出生时就显示出来了。他们认为这些一般类型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相对稳定，并影响其人格特质的发展。
但是这就意味着一些人生来好交际而另一些人生来害羞吗？可能不是。相反，大部分研究者赞同 这样的观点：很可能我们生来就具有形成某些特定行为类型的广泛的倾向性。他们把这些一般行为倾向称为气质。气质概念在人格理论中由来已久。奥尔波特把气质描述为"一个个体情绪属性的特征性现象"（1961，34页）。如今研究者通常把气质视为能通过多种途径表达的，并且依据个体经验，能发展成为不同的人格特质的行为和情绪类型。这些一般倾向怎样发展成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取决于一个人的遗传因素和其成长的环境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1. EAS气质模型
我们能够区分人类的多少种不同的气质？这是阿诺德·布斯(Arnold Buss)和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开展研究的第一个问题（1975）。研究者确定的人格特质有无数多个，但是人类气质可以在某一方向上变化的维度数目却很少。这是因为气质研究者更关心人们是怎样反应的，而不是人们采取了哪一个反应。对于这些心理学者来说，知道一个人经常在一大群人面前演讲不那么重要。确切地说，要想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气质，我们应该考察他说话的快慢，是用强调语气还是用克制态度（Buss
& Plomin, 1975）。而且，气质是广泛起作用的人格倾向而不是具体的人格特质。一般的行为倾向怎样发展成为具体特质，取决于那些倾向是怎样与这个人的成长环境相互作用的。最后，气质个体差异往往在一岁时就能看出来并且保持终生（A.
H. Buss, 1991）。
有了关于气质的这一描述，布斯和普洛明（1975）最初区分出四种一般倾向。后来他们把这一数目减少到了三个（Buss &
Plomin, 1984, 1986）。这三个倾向为情绪性(emotionality)、活动性(activity)和交际性(sociability)。用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缩略词EAS，这个模型就叫做EAS气质模型。
情绪性是指一个人情绪反应的强度。总是哭的孩子和容易受惊吓、容易生气的孩子，其气质的情绪性水平高。容易心烦意乱的成年人和急性子的人，其情绪性水平高。活动性指一个人能量释放的一般水平。活动性水平高的孩子动来动去，喜欢游戏，需要大量的活动，当要他在稍长的一段时间内安静坐好的时候，他会感到烦躁不安。高活动性气质的成年人总是在走，喜欢活动，不喜欢安静，大部分时间都很忙碌。最后，交际性指一个人的人缘及与人相处的特点。好交际的孩子会去寻求玩伴，喜欢也容易对别人作出反应。好交际的成年人有许多朋友，喜欢社会交往。你可以通过做一做下面的问卷来看一看你在这三个气质倾向上表现如何。
对这些基本的气质倾向进行了鉴别之后，至少又带来了两个问题：气质从哪里来？和他们是怎样发展成为稳定的人格特质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应该是，气质大部分是遗传来的。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许多医生和心理学者都普遍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婴儿生下来时都是一样的。那些困难型孩子的父母往往会对一些书中对婴儿的描述感到迷乱，因为书中常说，典型的婴儿被放在摇篮里就睡觉，有规则地进餐，并且对父母的关注给予平静而可爱的反应。有幸的是，如今大多数关于婴儿教养的普及书籍都会告诉父母，有些孩子会比其他孩子更好动，更情绪化。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的研究（将在下一章介绍）已经得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EAS模式中所提到的三种气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Buss和Plomin,1984;
Neale和Stevenson,1989）。
但是这些一般倾向是怎样转变成成年人具体的人格特质的呢？我们能不能从婴儿一岁时的表现预测他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气质研究者认为，一个孩子的气质倾向的一般水平指明了其人格发展的一个特定方向，但这一发展的过程还要受这个孩子成长环境的影响。例如，一个神经质水平高的孩子比神经质水平低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攻击性的成人，但是如果父母鼓励他采用建设性方式而不是以攻击方式表达气愤的话，也可能会把这个高神经质水平的孩子转变为一个合作的、不具攻击性的成人。一个不爱交际的孩子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开朗的、爱交际的成人，但是这个孩子也可能会被培养成为一个具有出色的社交技巧的人，一个绝好的朋友，和一个会用一种平静而令人尊敬的方式去领导别人的人。
一般倾向决定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发展方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孩子的倾向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环境。别人会对我们作出怎样的反应，甚至他们是否会成为我们环境的一部分，都取决于我们的气质。因此，好交际的孩子更容易寻求一个与人合作的环境。父母对待一个总是烦躁、坐立不安的孩子和一个总是安静地睡觉的孩子也会是不一样的。总之，在稳定的人格特质形成过程中，气质影响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气质。
根据EAS模式，成人的人格由遗传来的气质和环境共同决定。两个生来具有同样气质的孩子会变成不同的人。一个活动性水平高的孩子可能会成长成为一个攻击性强的、成功的或运动型的成人，他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懒惰的、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的人。孩子生来不是一块白板，其人格任凭父母去塑造。但这并不等于说孩子的人格完全由遗传决定，父母和社会只能等待和任其发展。
2. 抑制和非抑制儿童
许多年以前，两位发展心理学者发表了他们关于人格特质稳定性的一项研究（Kagan & Moss, 1962）。他们在儿童2、3岁时测得他们的人格特质，等到他们20岁的时候，再次测得他们的人格特质。尽管经过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特质都有变化，但有一个特质显示出了明显的稳定性。研究者发现，那些面临新环境时被动而谨慎的孩子，在他们长大后面对许多陌生人时，也会表现出相同形式的害羞。由于在当时，由环境来决定行为的观点还十分流行，所以这两位研究者认为，这一稳定特质是由于在他们的童年时期他们的父母使他们形成了"获得性恐惧"。
如今，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及其同事有了不同的解释。近来的研究认为，对陌生环境表现出抑制型风格，这种趋势是一种遗传倾向（Kagan,
1989; Kagan, Reznick & Snidman, 1986, 1988; Kagan &
Snidman, 1991a, 1991b）。研究显示，大约10%的美国白人儿童属于抑制型（Kagan & Snidman,
1991a）。抑制型儿童是自我控制的，温和有礼的。当他们扔一个球或把积木房屋推倒时，他们的动作也是"有监控的，抑制的，几乎是轻轻的。"抑制型的儿童在进入一个新的游戏室或遇见一个新的小朋友时会抱住爸爸妈妈不放。他们会慢慢地去探索新玩具而且可能在几分种内什么也不说。
研究者把抑制型儿童与非抑制型儿童进行比较。在凯根的样本里，大约有25%的儿童属于非抑制型（Snidman, 1991a）。这些孩子用一种"自由的、精力充沛的和自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典型的非抑制型儿童会立刻开始玩新玩具，在进入一个新的游戏场后的几分种内就开始讲话。
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类型孩子的不同似乎是由于他们体验和表达焦虑的方式不同造成的。但是， 抑制型儿童不只是简单地对周围的事物更害怕，确切地说，他们是在面临"不熟悉的人、环境或挑战"时更容易焦虑。凯根把这称为"陌生焦虑"。典型的抑制型婴儿对不熟悉的事物感到焦虑时，会把脸从陌生人的视线里扭开，埋在爸爸或妈妈的大腿里。成年以后，当他们在新环境里感到不舒服时，他们会表现出一种社交退缩，总是等别人先说话。
了解小孩子的人都会承认，一些孩子属于抑制型而另一些属于非抑制型。但这到底是稳定的类型还是一个阶段的暂时表现呢？我们能从一个非常小的孩子的行为中看出这个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成年人吗？凯根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气质上的差异是有生物基础的。抑制和非抑制儿童几乎从一出生起就表现出许多身体上的差异，从体格、是否容易产生厌恶感，到眼睛的颜色（抑制型儿童更可能是蓝眼睛）都会有所不同。和非抑制型儿童相比，抑制型儿童在出生后前几个月里更可能会出现烦躁、睡眠中断和慢性便秘。在出生后最初的几天里，那些面对陌生刺激时心率加速，瞳孔变大的新生儿就可能在以后被证实是抑制型儿童（LaGasse,
Gruber, & Lipsitt, 1989）。
对陌生情境的不同反应倾向的稳定性如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凯根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一系列的追踪研究。其中一项研究试图查明一群四个月婴儿的抑制、非抑制特性（Kagan,
1989; Kagan & Snidman, 1991a, 1991b）。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观察婴儿各种自发的活动，如胳膊和腿的运动、拱背、伸舌头、哭等等，来判断婴儿属于哪一种类型。那些活动程度最高的婴儿会长成抑制型儿童。在这些孩子9个月、14个月和21个月的时候，分别测查了他们对陌生情境的恐惧水平。在上述每一年龄时给予不同的测验并把他们所表达的焦虑的量化结果记录下来。例如，9个月时让他们看一个木偶用一种生气的语调说话，14个月时让他们看一个可以和它一起玩的机器人。研究者记录下了恐惧的每一指标，比如哭或退缩。
在4个月时被鉴别为抑制型的婴儿果然在以后的一系列测验中表现出更多的恐惧。40%被鉴别为抑制型的婴儿在他们14个月和21个月时较多地表现出恐惧，但是没有一个非抑制型的婴儿有同样的感受。这一研究支持了凯根的观点：抑制与非抑制类型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鉴别并且相对稳定。
这些气质在以后还会显示出来吗？另一项研究结果作了肯定的回答（Reznick et al., 1986）。这一研究在孩子21个月的时候测查了其对陌生情境的恐惧程度，并在他们4岁的时候再测这一指标。当孩子5岁半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被带到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的陌生情境测查。实验者记录了孩子们在游戏室里与陌生孩子的共同游戏有多少，孩子们刚进入陌生实验室时自发交谈和走动有多少，在实验过程中是否经常看实验者。实验者还观察了，这些孩子在新的游戏室里是去探索新玩具，还是抱住妈妈，能不能主动地玩蹦床游戏，在玩投球游戏时敢在多大程度上冒险（是离球筐很近还是选择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距离）。最后，研究者观察孩子在幼儿园的自由活动时间与同伴一起玩还是自己一个人玩，并让孩子的母亲评价自己孩子的害羞水平。
研究者把孩子们5岁半时的行为与他们很小的时候的抑制性分数相比较，结果如表9.1所示。在以前的每一测验中表现出抑制型行为的孩子在5岁半时表现出同样的类型。换句话说，那些在陌生情境中抱住爸爸或妈妈不放的婴儿在4年以后的测验中表现出了同样的行为类型。
这些研究发现，抑制型儿童在其整个童年早期对陌生情境的反应很可能会表现出类似的焦虑形式。但这是否意味着抑制型的儿童注定要成为一个害羞的成人呢？凯根认为不一定。和其他的气质心理学者一样，他和他的同事强调，成人的人格虽然是在生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人格"既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固定的气质，也不是完全在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凯根写道，"婴儿的气质在成年后有些很可能会显现，有些可能会显现，有些可能不会显现──不是完全不可能，是否显现要看环境"（Kagan
& Snidman, 1991b, p. 856）。抑制型儿童的父母如果能敏感地察觉孩子对陌生情境的不适应行为，并教会孩子如何对待陌生情境和陌生人的话，将对这些儿童很有好处。一项对成年人的研究显示，许多企业领导人、社会工作者和演艺界人士都曾经克服过自己的羞涩，最终过上了一种交际广泛的生活（Zimbardo,
1977）。
三、进化论人格心理学
想一下最近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也就是说，最近两、三次让你感到紧张、烦躁、焦虑的事情是什么？直接威胁到一个人生命财产的事情，如地震或遭抢劫，当然算是焦虑的来源，但所幸的是，在大部分人所列的焦虑清单上很少或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相反，如果你是大部分人中的一分子的话，你想到的事情可能是考试成绩糟糕、当众讲话、在聚会上做了傻事，或者与朋友闹了意见。你想到的情境中，至少有一个涉及到别人对你的消极评价，也可能是被别人拒绝。你清单上列出的其他事情也许仅仅预示着你可能会遭到某种社会拒绝，比如忘了交作业，或在某天早上发现忘了给自己喷上除臭剂。这一简单的测试表明，被其他人消极地评价，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潜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焦虑来源。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习得的行为吗？我们是害怕别人惩罚我们或拒绝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吗？很可能。或者这一焦虑有一种精神分析学原因？在更深层次里仍留有与父母分离造成的精神创伤？也许。但是最近的一项分析认为，这一焦虑的来源要比上述分析追溯的还要远。根据这一新的方法分析，我们对消极的社会评价的反应与我们祖先的反应是相同的。在某些特定情境中我们会变得紧张和沮丧，这是我们从祖先那里遗传来的一种倾向，这种焦虑体验对人类祖先为了生存而选择群居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新的方法被称之为"进化论人格理论"（D. M. Buss, 1984, 1990a, 1991,
1995）。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从进化论借用了自然选择概念，来解释诸如焦虑等各种人类特性。这些心理学者认为，如果我们理解了人的进化功能，许多"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就变得有意义了。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一下进化论人格理论的基本概念。
1. 自然选择与心理机制
进化论在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已有一个多世纪，而进化论人格心理学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根据进化论的观点，物种在战胜环境和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生理特点不断进化。其中的关键是自然选择。也就是说，物种中有些个体具有一些先天遗传的特性，这些特性能帮助他们适应自然环境，并在环境的威胁，如恶劣气候、弱肉强食和食物匮乏中生存下来。这些幸存者比那些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更容易繁衍后代，同时把他们的特性遗传给后代。经过世代的选择，最终结果是进化成了某一物种特定的特点。经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些物种发展了能帮助他们生存并兴旺昌盛的特点，而那些未形成这样的特点的物种就灭绝了。在许多情况下，物种为了对付自然环境对生存的威胁而改进自身的生理特点。例如，对人类来说，疾病的问题被免疫系统的进化所解决，刀割或受伤导致的流血致死的潜在问题使得人类进化产生了凝血机制（D.
M. Buss, 1991）。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特点是因为需要才产生的。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为了得以生存，物种自身会发生相适应的变化。
正如自然选择过程导致了人类的某些生理特点的进化一样，根据进化论的人格理论，人类的心理机制也是如此。这些心理机制是人类特有的功能，它们允许人类有效地应付日常的问题和需要。经过自然选择过程，这些心理机制使人类更有可能生存和繁衍后代，使物种得以延续，而那些不适应环境挑战的物种则不能生存。
心理学者指出了许多这样的心理机制。例如，许多人对陌生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人格心理学者认为，这一恐惧是为了适应防止被不属于同一群体或部落的人袭击这一问题而进化来的（D.
M. Buss, 1991）。愤怒可以在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战胜敌人这样的生存行为中帮助我们的祖先（McGuire &
Troisi, 1990）。因此，这使得愤怒这一人类特点变得有意义。同样，一些心理学者认为，人类天生有从属和依附某一群体的需要（Baumeister
& Leary, 1995）。不难想象，个体间有协作的物种比无协作的物种更容易生存。人类的某些特点在其生存进化中的作用比较容易查明，但是另一些心理机制的进化用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下面就看一个例子。
2. 社会排斥与焦虑
进化论的人格理论认为，像焦虑这样的特点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的祖先生存才得以进化并保留下来的。这是为什么？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状态，一个心理功能正常的人会尽量回避它。而且，焦虑总是制造麻烦，它干扰我们学习新东西、记忆信息，减弱人的性能力，这样的东西怎能对一个物种有帮助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导致了焦虑。最近，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导致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排斥（Baumeister
& Tice, 1990）。研究者指出，所有人都有从属于某群体或加入某种关系的迫切需要。因此，当我们被社会群体排斥或拒绝时，我们会十分沮丧。这种沮丧不仅限于我们明确地被群体拒绝或被排斥在某一关系之外的情况。任何可能会被社会群体拒绝、或我们对别人不再有吸引力的暗示，都会威胁到我们对依附关系的需求。
正如你所想到的最近引起你焦虑的事件，你可能已经发现最能引起你焦虑的事件是害怕被社会拒绝。你也可能注意到了，要想使你产生焦虑反应并不需要真正体验被某一群体或从某一关系中被排除。确切地说，甚至只是暗示你某一天可能会被别人拒绝的信息也会常常给你带来足够的焦虑。可以激发这种恐惧的事件包�"爱人或亲戚不友好的话语，上司指责了你的工作，对别人不再有吸引力的暗示或相貌日衰，以及几乎任何一种作为候选人或申请加入某一群体的事件"（Baumeister
& Tice, 1990, 167）。
焦虑是因为害怕被社会拒绝，这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众人面前演讲时或当发现了第一根灰白头发时人们会感到焦虑。演讲者是害怕听众会给他或她一个消极的评价，这是一种社会拒绝。三十几岁的人发现了自己的一根白发时感到焦虑是担心自己不再对别人有吸引力。尽管社会拒绝并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这种恐惧我们可能每天都要经历到。
用社会排斥来解释焦虑，与进化论的人格理论十分吻合。群居在一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比独居的原始人更容易生存并繁衍后代。独居的人比生活在群体或部落里的人更容易受伤害、生病、缺少僻身之所、生活来源有限并更少有机会寻求配偶和繁衍后代。因此，任何能激励人们避免被群体排斥的事情都有助于种族的生存。焦虑正好可以用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进化论的人格心理学者认为，焦虑是为了满足种的需要而进化来的。
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还引用其他证据来说明焦虑的进化论根源。比如，焦虑几乎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可以发现，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Barlow,
1988）。而且，导致社会排斥的行为正是那些典型的会消减种族生存可能性的行为（Buss, 1990b）。这些行为包括通奸、侵略和剥夺财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进化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殊途同归。弗洛伊德也认为原始人寻求群居并制定一系列的规则，制止混乱的性行为和侵犯行为，以确保种族的生存。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关于无意识冲动的压抑，他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与晚近的进化理论相似。
总之，所谓"人类本性"可以看作是大量的心理机制，只要拥有这些心理机制，人类就能得以生存。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并不认为人类的所有特性都是有益的。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某些心理机制会导致种的灭绝。在这方面，进化论的人格心理学为我们理解人格的基本特点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四、应用：儿童气质与学校教育
我们常听说某个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描述自己对孩子的严格教育方法，或老师们述说他们严格的带班方式。他们会说："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这样的描述中，成人是以一种相同方式对待孩子们的。他们要求孩子们安静地坐好，看书的时候就好好看书，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都要听老师的话。学习中的任何注意不集中行为都会被严格地管教甚至受到惩罚。
尽管这种描述不见得准确，但如今的教师已经不像几代以前的教师那样，以这种方式来工作了。无疑，如今的教学风格已经大不一样了，引起变化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教师意识到，儿童是带着自身不同的风格走进学校，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的。由于儿童有着天生不同的气质，所以有的孩子能很快地投入学习，另一些孩子面对新任务时需要慢慢地热身。一些孩子在任何活动中都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另一些孩子在他们缺乏准备时就让他们转入一项新活动会使他们有挫折感。
从熟悉的家庭环境进入不熟悉的教室环境，是一件可以鉴别儿童气质类型的事情。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项研究中，当儿童21个月的时测查其抑制类型，并预测他们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天会如何反应（Gersten,
1989）。在孩子入学第一天，观察者在一段自由游戏时间内对孩子进行观察。那些原来被鉴定为抑制型的儿童在这一新的、不熟悉的情境中的反应与那些被确定为非抑制型儿童的反应大不相同。抑制型儿童多半会独自一个人呆着，看着其他孩子。他们不跟别的孩子玩，不接触别的孩子，不给同伴提供玩具，更不会大笑。
显然，抑制型与非抑制型的儿童在学校里第一天的反应非常不同，研究者还发现，这种不同会在整个学年里持续下去（Gersten,
1989）。但是，研究者还确定了一些其他同样能够影响孩子在学校中表现的气质差异。两位研究者确定了9个这样的差异（Thomas
& Chess, 1977）。他们认为，儿童的气质会在活动水平，适应性，主动或退缩，分心程度，强度，情绪，持久性，节律性和反应阈限9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参见表9.2）。
对这9个气质维度进行研究得出三种气质类型（Thomas & Chess, 1977）。第一是易教养型儿童，面对新情境，他们比较主动而不是退缩，他们适应性强，通常会有积极情绪。老师都希望学生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教室里还会有一些被称作困难型的学生。这些孩子面对新情境退缩而不是主动，典型的困难型的学生适应环境比较慢，并且经常处于紧张的和消极情绪之中。教室里还有一些学生属于第三类──缓慢发动型。这些孩子与凯根所说的抑制型儿童相似。他们面对陌生情境时表现出退缩，并慢慢地适应新的学习任务和新的活动。
在一项长达六年、被试主要为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小学校中有三分之二的孩子属于这三种类型中的一种（Thomas
& Chess, 1977）。在这一样本中，40%的孩子是易教养型的，10%是困难型的，15%是缓慢发动型的。这意味着在小学教室里有着不同气质类型的孩子。
1. 气质类型和学业成绩
显然，儿童在气质上的个体差异能预示他们怎样与别人交往，也能预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Thomas & Chess,
1986，1991; Gersten, 1989; Keogh, 1986; Thomas & Chess, 1977）。还有许多研究发现，儿童的气质会影响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成绩（Cowen,
Wyman, & Work, 1992; Keogh, 1986; Lerner, Lerner, &
Zabski, 1985; Martn, 1985）。这一研究发现，从总体上说，困难型儿童和缓慢发动型儿童比容易型儿童的学习成绩差一些。这些差异反映在教师的评价和分数上（Keogh,
1986）。这些与气质有关的差异在标准化成就测验中也有所表现。但是，研究表明气质与智力无关（Keogh, 1986）。因此，不同气质儿童的学业成绩差异不仅仅只是反映了教师的偏见或孩子能力的不同。
那么，为什么气质与儿童的学业成绩有关系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学生的行为引发了教师的不同反应。那些注意力集中、适应性强、愿意学习、情绪积极的学生和那些烦躁、容易分心和退缩的学生所引发的小学老师的反应显然不同。与前者相处令人愉快，老师回以奖励回应他们；与后者相处则容易引发教师的挫折感，老师常常不得不向他们发出强硬的指令。出于无意，教师可能会跟一些学生更亲近，对他们比对别人更专注。因此，孩子的气质类型造成了他们学习和成功机会的多少。
一些气质可能比另一些气质更符合课堂上的要求。例如，那些专注、持久、适应性强的孩子可能比在这些气质维度上做得差的孩子表现更好。那些注意力持续时间短、容易分心的孩子可能很难在刚开始就完成所要求的任务或对所学课程给予足够的注意。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来适应新环境的孩子会发现他们落在了全班同学的后面。而且，孩子对这些困难的反应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其他问题。在要求完成的任务中落在后面或做得不好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沮丧或放弃，因此增加了他们的学业困难。
最后，有证据表明，教师常会曲解学生的气质差异（Thomas & Chess, 1986；Keogh, 1986）。当缓慢发动型的儿童没能及时地完成新课业时，他们被看成是缺乏学习动机的，而当他们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掌握新任务时，他们又被认为是不聪明的。活动水平高的孩子可能会被看成是爱制造麻烦的孩子。容易分心的学生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学习不感兴趣的人。大量研究表明，教师对学生行为的解释，影响着师生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到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Cooper
& Good, 1983）。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男孩具有高反应强度、高注意力持久性的气质特点，而这个男孩在小学的表现可以充分说明老师对学生气质差异的曲解给孩子带来的影响（Thomas
& Chess, 1986）。这个男孩的注意力持续时间长，他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一门功课所吸引，然后才会转到下一门课中去。不幸的是，教师的计划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为了照顾其他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的学生，教师会打断他的学习活动，每当这时，这个男孩就会变得很沮丧。这个教师把男孩的反应曲解为一种行为问题。所幸的是，男孩的父母把他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鼓励男孩的注意力持久而集中的风格，而不像原来学校那样把这当作问题，于是男孩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这个例子引出了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气质差异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取决于情境对儿童提出的要求。
2. "良好适应"模型
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气质特点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最好？但是，这可能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研究者更想问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教学方法对各种气质类型的孩子的学习更有利？第二个问题引出我们对良好适应模型的思考。根据这一模型，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如何，部分地取决于学习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和要求与这个孩子的"能力、特性和行为风格"相匹配得如何（Thomas
& Chess, 1977）。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孩子都以同一种学习风格和能力来到学校的。我们无法改变孩子的气质。但是如果安排课业时能考虑儿童的学习风格并与之相适应，儿童就能表现出最佳学习状态。好几项研究都支持了这一模型（Keogh,
1986； Lener, 1983; Lener et al., 1985）。当学生的气质与教师的期望和要求相匹配时，学生就能取得好成绩，并且会得到教师较好的评价。
因此，良好适应模型为改善教学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对一个易分心、只能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女孩，如果让她完成一个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任务，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把任务分成几步来做，她就容易掌握。当教师按照全班的平均水平来确定学习进程时，一个缓慢发动型男孩可能会落在全班的后面。但是如果允许他按照他自己的速度前进，这个男孩最终也会和全班同学做得一样好。
教师调整自己的教学风格，使之与孩子们的气质相匹配，不仅会改进学习成绩，而且会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自我价值感（Chess
& Thomas, 1991）。在学校里表现不佳的孩子会责备自己，父母和老师会抱怨这些孩子不努力，其他孩子也会以不同方式表示，因为他能力差，才落在全班同学的后面，这一切都会强化这些孩子消极的自我评价。正如在11章和12章中所描述的，这些体验会导致低自尊，进一步导致孩子的学业困难。
幸好，研究者发现，如今大部分教师都意识到了气质的差异，并努力改变自己的教学风格，适应学生们的个人风格（Chess &
Thomas, 1986）。尽管时间和可利用的资源限制了教师适应所有学生的要求的能力，但是关于儿童气质差异的研究已为改善小学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评价：脑电活动和大脑不对称性
下一次你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小测验。问你的朋友一些需要思索的问题，比如"你在焦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说说你最近经历过的最让你高兴的事情。"大多数人在片刻沉思时都会向一边看。一些人常看右边，另一些人常看左边。正如我们下面所要描述的，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你的朋友容易高兴还是容易悲伤。这是因为，人们沉思时看哪一边，可能标志着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心理学者认为这种活动模式与情绪有关。
生理测量可确定人格差异的观点已经提出很久了。弗洛伊德认为，总有一天科学家会发现人格的神经病学基础。奥尔波特认为，未来的技术进步可能帮助研究者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差异与人格特质差异有关。多年来，人格研究者在他们的实验中运用了多种生理测量方法。例如，研究者运用唤醒这一生理指标，如心率和皮电反应，来验证他们关于焦虑和应对的假设。本节，我们用另外的一个例子来看一看心理学者在人格研究中怎样使用生理测量方法。这些研究者检验了大脑活动水平的差异性。
1. 测量大脑活动水平
我们怎样才能不进入一个人的头颅，就测量出大脑的活动水平呢？技术进步提供了这种可能。研究者使用脑电图记录仪（EEG）来测量一个人大脑不同部位的活动水平（Davidson,
1988）。这一方法对人格研究特别有用，这是因为几点原因。第一，这一过程比较简单且对人没有负作用。典型的脑电图记录过程是把小的电极用夹子和橡皮筋固定在头上。被试报告说，除了电极夹会把他们的头发弄乱之外，没有任何不适。另外，脑电图仪允许研究者在极短的时间间隔里记录脑电活动。精确度可达到几毫秒。在观察迅速变化的情绪时，这种敏感性是很重要的。
脑电图仪可以自动记录脑电活动。其数据根据每秒种的周期或波动来描述的。α波就是通过这一过程来测量的，这种α波在研究人格与情绪时特别有用。α波活动水平越低，大脑的相应区域活动水平就越高。
2. 大脑不对称性
尽管脑电图数据可估计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水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大脑前半区的α波对于理解个体的情绪差异非常有用。这一区域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联系非常广泛，研究者现已查明，这一区域有重要的调节情绪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大脑右半球前额叶经常表现出与左半球前额叶不同的活动水平。研究者把这种大脑左右半球活动水平的差异性叫做大脑不对称性。
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大脑不对称性型式与不同的情绪体验有关。具体说，左半球活动水平高与积极情绪相连，而右半球活动水平与消极情绪有关。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种差异，研究者在使用脑电图仪测量左、右半球活动水平的同时，让他们看可以唤起情绪的电影看（Davidson,
Ekman, Saron, Senulis, & Friesen, 1990）。当被试显露出快乐表情时，研究者发现他们大脑左半球的活动水平提高了。而被试显露出厌恶表情时，他们的大脑右半球更为活跃。
在不到一岁的婴儿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大脑活动型式。例如，在一项以10个月的婴儿为被试的研究中，微笑与大脑左半球的活动水平增高相关，而哭泣则与大脑右半球活动的水平高相连（Fox
& Davidson, 1988）。在其他的研究中，当妈妈弯腰抱起孩子的时候（Fox & Davidson,
1987），当婴儿听到笑声的时候（Davidson & Fox, 1982），当他们尝甜味的时候，婴儿大脑左半球的活动水平增高了（Fox
和Davidson, 1986）。在所有的情况下，婴儿在体验积极情绪时，他们的大脑左半球相对于右半球来说更为活跃。由于这一研究结果是以不到一岁的婴儿为被试得出的，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大脑不对称性与情绪之间的联系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
3. 大脑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
晚近的研究把大脑不对称性与情绪之间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研究者发现，在人无情绪反应的休息状态下，也存在着大脑某一半球比另一半球活动水平高的现象。但是，到底哪一半球表现出更高的活动水平，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在休息的状态下，一些人左半球活动水平更高，而另一些人右半球活动水平高。和其他个体差异一样，大脑两半球的不对称性在时间上很稳定。如果你今天显现出一个半球的活动水平高于另一半球的活动水平，那么很可能下个星期或者明年你去做脑电图测查时你的大脑也表现出同样的活动型式。
这一观察引出了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大脑左右半球的活动与积极或消极情绪有关，我们能否用脑电数据来预测某人更可能体验某种情绪，甚至有某种情绪障碍？初步研究的结果已经显示出，这一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一项研究中，在无情绪反应的休息状态下测定被试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活动水平（Davidson
& Tomarken, 1989）。然后让这些被试看一场预先选择好的、可引发快乐、恐惧等情绪的电影。正如所预期的，那些在休息状态下表现出左半球活动水平高的被试更容易对能引起积极情绪的电影作出反应，而那些大脑右半球活动水平高的被试更容易对产生消极情绪的电影作出反应。
在婴儿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大脑活动特征。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先测查了，10个月的婴儿在休息状态下左半球活动水平高还是右半球活动水平高（Davidson
& Fox, 1989），然后按照婴儿与母亲分离时是哭还是不哭把他们分成两组。和假设一致，哭的婴儿大半是大脑右半球活动水平高，不哭的则是左半球活动水平高的婴儿。
一些研究者用临界值来解释这些结果（Davidson & Tomarken, 1989）。大脑右半球活动水平高的人只需很小的消极事件就可以引发恐惧或沮丧的情绪。一个小小的失望或在言谈中的一点直率的评价就足以把这些人推到体验消极情绪状态的临界点。而那些不具备这么高的消极情绪活动水平的人，需要更大、更严峻的挫折才使他们出现消极情绪。另一方面，大脑左半球活动水平高的人，只需很小的高兴事就能引起快乐。一次愉快的谈话或收音机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足以把他们带入快乐的情绪体验之中。
最后，我们还要问一问，这种差异对情绪障碍有何影响？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可能存在。在这些研究中抑郁的被试比那些不抑郁的被试大脑右半球活动水平高（Davidson,
Chapman & Chapman, 1987; Heller, Etienne & Miller, 1995）。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收集了当前不抑郁但刚经历过抑郁体验的人的脑电测量数据（Henriques
& Davidson, 1990）。在休息状态下，这些人比那些从未体验过抑郁情绪的人大脑前额叶左侧的活动水平低。这一结果显示，大脑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可能同抑郁情绪有关。显然，我们是否体验抑郁情绪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只需要较少的或者强度较小的消极体验就会产生抑郁感。
总之，研究结果显示，大脑左、右前额叶的活动性水平这一遗传的生理差异，可能影响我们对生活事件作出的情绪反应，甚至能够预测，一些人更接近情绪障碍的临界值。现在，让我们回到在这一讨论开始时我们所做的眼睛转动小测验。尽管这一测验结果不像脑电测量那么可靠，但研究结果表明，右利手的人如果在思考时眼睛转到左边，那么在休息状态下，他们的大脑右半球活动水平较高，而那些眼睛转到右边的人，大脑左半球活动水平更高（Davidson,
1991; Gur和Reieich, 1980）。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变量会影响这一活动，但是观察证明，看左边的人体验消极情绪的临界值会更低，看右边的人可能更容易体验积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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